“思想常常是社会的药方”(The ideas always is the prescription of society.),这种过分的实用的理解,也许低估了思想的意义,也许高估了思想的用处。史华慈(Benjamin Schwartz)曾经指出思想史所研究的“思想”(ideas)是人类对于他们本身所处的“环境”(situation)的“有意识反应”(conscious responses),所谓“有意识反应”当然未必真的可以成为医治社会的药方,因为它必须经过意识形态的确认,才能转化为可以操作的制度、法律与政策,真的在社会疗救上收到实效。不过,一种有活力的思想,又必须能够对社会各种问题给子深刻的诊断,虽然它不能真的成为手术刀解剖社会肌体,挖掉社会的病灶,但可以提出可供选择的、有针对性的批评,通过尖锐的批评使人们思考。因为社会总是处在一种病症与另一种病症此起彼伏的状态中,这个时代的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应该对此有所诊断与批评。但是,八世纪的中国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似乎己经失去了这种诊断和批评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