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帕提亚之死作为历史上著名的 “不理性的宗教迫害理性的异教”之象征，本身就具有强大地悲剧色彩而当我们把她放到基督教发展的历史中来看的时候，这样一种悲剧色彩便更加地浓重了。
在科瓦略夫的《古代罗马史》中，对于这一事件的记载颇有一些意味，上面说“在东方到来了相对的宁静，这种宁静使提奥多西乌斯（即狄奥多西一世）能够从事教会的事务。在他有力的支持之下，正教教派对于阿里乌斯派最后占了上风。同时又消灭了异教徒的最后残余：牺牲的奉献被禁止了，神殿被摧毁了。与基督教正式取得胜利的同时，进行了大规模的破坏和消灭了到那时还保存的那些古典文化中心。这类最大规模破坏中的一次是亚历山大里亚群众之烧毁塞拉比斯神殿，亚历山大图书馆的残余便是毁在那里的（三九一年）。稍后在亚历山大里亚，基督教徒又斩碎了了伊帕提亚（即希帕提亚——作者注），这是一位女哲学家，她的学派是非常有名的。” 暂且不去说在当时苏联意识形态的原因，不得不把狂热疯狂的暴民称作“群众”，也不去说在隐隐中能读出他对这种“群众运动”的怀疑态度。最后一句话也是耐人寻味的，有作为学园的顶梁柱的父亲，她本身也是当时新柏拉图学派的领袖，而科瓦略夫对此的叙述只是简单的“她的学派是非常有名的”，比起因为意识形态原因而避免提到，我更宁愿相信这是科瓦略夫为了突出希帕提亚本身的地位，给予她原本所应得的尊重，而故意将这一更为响亮的名字隐去不述。
而在基督教这一边，区利罗，或是译作圣济利禄或亚历山大的奚利尔，在电影中，他是一个雷厉风行的、笃定的甚至可以说是冷血的一位坚定的教徒、领袖。历史上他也被封为圣徒，在以弗所公会议中排挤聂斯脱利从而使自己的思想占据了国家教会的正统地位。不得不说这是一个非常有能耐的人，不过当然对于他的争议也是相当大的，皇帝狄奥多西二世曾指责他的举止就像一个骄横的法王，而聂斯脱里派的主教们认为他是“来破坏教会的魔王”。而可以说正是由于他如此蛮横的方式，最终使帝国教会内部的矛盾变得愈发不可弥合，短时间内便由维持国家思想统一的工具，成为帝国分裂的重要因素。这个人本身我并不能做过多的评价，但我倒是对天主教廷对圣徒册封这一点抱有一些难以苟同的态度，包括许多参与十字军东征屠戮阿拉伯人的教徒，近两年宣扬自虐得救的天主事工会创始人等等各种乖戾之人也能被封做圣徒，用“圣”这个字实在不能让人信服。不能否认基督教在思想、文化乃至文明的建设中产生的巨大影响和作用，但其教会作为具有世俗化性质的机构，在这些事务上的选择却显得有些自私暴戾。
然后我想说说我注意到的一些细节，影片中提到了Parabolani，中文字幕将其翻译作了“圣战士”但我当时就觉得这与在其他任何地方所听到看到的“圣战士”的表达都不同，而后来用各种字典上找也找不到。而根据我在牛津大学的网络图书馆中的信息才大致地知道那是当时亚历山大城中的基督教兄弟会的成员的称呼。这一点可以见到，这部电影在制作的过程中充分注意到了历史的细节，在很多方面都是尽善尽美的。
整部电影在叙述史实的基础上，导演增加了希帕提亚与奴隶达乌斯的感情线，这条线的增加非但不突兀，反而更加精准地展示出了单纯的事实不能给我们直观地展现的，在那个时期的基督教信众的心理变化，在当今史学研究的多学科交叉中我们也能够看到这样一种通过心理分析的维度。而就这个事件本身来说，导演的处理方式从另外一个侧面上加深了整个事件的悲剧感，而这种悲剧可以想见是有非常现实的存在可能的。
这条线最初的悲剧源头不是在其袒护另一信仰基督的奴隶，而是在希帕提亚在课堂上因西内修斯和奥雷斯特斯的争吵所说的要团结起来像兄弟一样，因为他们不是奴隶或者乌合之众。这时在台上做讲解的达乌斯被深深地伤害了，他明白他永远不会有机会能像奥雷斯特斯那样真正平等地去追求希帕提亚，细腻的导演在这时给了他一个特写镜头，我们能从他那看似平静的表情中读到那种被撕裂的痛苦。这样一种撕裂开的鸿沟，始终作为达乌斯最大的心结，甚至其成为基督徒的源头也可以说是来源于这样一种感情上的绝望。这样一种落差感最终在城外的基督徒攻破图书馆时爆发为一种愤怒，进而成为一种恨屋及乌的怨恨，砸自己制作的天体仪，狂劈、推到神像等等。在这时，达乌斯这一形象，成为了一个象征性的人物而不再只是塑造的一个立体的角色，他代表的是一种合理的反叛精神、追求平等的理念力量、由狂热信仰煽动起的无意识的群众、一个不自觉的文明毁灭者中的一份子。这很容易的让人想起了那位二战后引起人巨大反思的纳粹高官阿道夫艾希曼，以及在不自觉中卷入疯狂中的正直与道德的公民。也许正如希特勒所说（在运动中）“给小人物的灵魂烙上自豪的信念，虽然他是一个小人物，但却是一条巨龙的一部分”便能很轻易地控制他们去参与一种也许自己并不理解甚至不认同的运动。大多数人，严谨地说，那些并没有养成反思思辨习惯的普通个人，往往以私人的现实利益或情绪经历为原初动因而参与到决定历史进程的历史事件之中，无论是以天父、安拉、元首还是皇上帝之名所进行的运动，真正以最终目的为动因的人始终只是极少的部分，而前些年德国一部叫做《浪潮》的电影更是展现了在当下所谓民智已开，处处充满民主自由之光的时代，极权思想也是很容易东山再起，这是非常值得我们警醒和反思的。萨特说“他人即地狱”。 因为地狱存于人心之中，而且这种存在是普遍的，人类“恶”的原则——我们作出的很多借以高贵神圣目的而表现出的“神圣狂热”，只是作为个体的人类囿于自身存在利益的行为的表现形式。而对于这种个体原则（也就是恶）的主体间认可便是地狱存在的基础。因此地狱本身不具有道德判断价值，它只是实现恶原则的载体，是一个个体原则否定另一个个体原则的手段，这样即使是个体的恶也可以由集体的形式出现，这种形式上的集体并不具有普遍性，因为它的虚假统一性只建立在“一己私欲”之上，缺乏个体间的相互认可。但是，在这种否定中却有命运的普遍性，对于他者的否定其实就是对于同为人的自我的否定——流放他者其实就是流放自我，尤其达乌斯作为一个具有能力和智慧研究哲学科学，也得到了一些训练的人，这样一种悲剧意味更加彻底的凸显。当他砸碎自己的托勒密体系天体仪时，这样一种悲壮的意味通过一种象征式的自我毁灭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
而当被问及为何不改信基督教的时候，希帕提亚简单肃穆地说出“我信仰哲学”这句话的时候。很自然地，在令人激动的同时，也引出了一个经久不衰的问题，即，哲学与信仰的关系。在这个问题上，我认为我同意黑格尔的观点，即这只是在真理的不同进路，而并没有孰优孰劣的区分。黑格尔说：“哲学与宗教皆以真理为对象。”在黑格尔《小逻辑》的序言部分，他花了很大的篇幅来消除长久以来我们对这两者固执地秉持的尖锐对立关系。当然，这并不是这个问题探讨的关键之所在。在这部电影中所体现的年代和背景，与黑格尔的论述所产生的年代有着巨大的差异。公元313 年 2 月, 罗马皇帝君士坦丁颁布了著名的《米兰敕令》, 给与基督徒以及任何人信仰自由, 正式结束了帝国长期以来对基督教徒的迫害。以后的情势来了一个彻底的转变。341 年,君士坦丁的两个儿子东西罗马帝国皇帝君士坦斯和君士坦提乌共同颁布赦令下令禁止一切异教崇拜，这一举措虽然收效甚微但基本上奠定了后来帝国政策对待旧宗教的态度。375 年, 皇帝革拉先禁止人民向罗马神庙献祭、391-392年, 狄奥多西一世(Theodosius) 下令关闭异教神庙,禁止异教崇拜，违者所受惩处与叛逆罪与渎神罪同，基督教正式成为罗马国教。这样一来由于一神教体系固有的排他性以及在真理上具有的垄断地位，可想而知在当时科学、哲学家们所面临的危显有多么大。据科瓦略夫《古代罗马史》的论述，当时有很多异教徒及从事哲学科学研究的人都选择表面上改奉基督，而本质上则希望从内部攻讦和分离基督教，所以有了“背教者” 尤利安努斯的对基督教的反攻。不过到了希帕提亚生活的年代，由于严格的帝国政策支持，敢于公然标榜自身是哲学家的人已经寥寥无几，所以当他说出我信仰哲学这句话的时候，可以想见那是怎样一种勇气与对智慧无比坚定的爱。
从另外一个方面来看希帕提亚，导演花了大量篇幅将她塑造为哥白尼附体的天体学家，与真实的她更多作为数学家的身份有较大出入，也许导演是出于对观众共鸣能力的考量，也可能是将不可表现的数学知识具象化地展示出来，因为她本人的著作早已散佚，所以这样的考量也是可以的，如果真是这样，那我们文明关于世界的知识又因为基督教的黑暗影响延后了上千年。不过说回电影中，这样的设定，在真理的问题上，在终极关怀上，又展现了另外一种思考的角度：在那样纷争混乱的变革时代，不论各教派斗争得如何激烈，真正有益于我们人类了解世界的、在情感上让我们感动的总是那些默默在一旁从事自身研究的人。而所谓宣称对于人类进行终极关怀的宗教在这时却带来的是混乱与残忍。这样奇怪的现象在历史上也是屡见不鲜，也难怪列侬会在歌里唱到“imagine there is no countries，nothing to kill or die for, no religion too…”当然，我并非想全盘地否定宗教，但宗教所带来的混乱和毁灭的力量，至今我们也都还在承受，一些恶果是我们无法忽视的。
而我们最后回到基督教历史的发展本身来看，电影中出现的人物，即区利罗，作为亚历山大城的教会主要人物，在基督教的历史中也扮演这非常重要的角色。亚历山大城的教会和安条克教会在教义上有很大分歧。一次君士坦丁堡公会议时，君士坦丁堡教廷接见亚历山大城和安条克教会的教士，卷入两者之间的矛盾。428年，来自安条克的聂斯脱里被任命为君士坦丁大主教，引起区利罗不满。
一位安条克的神父在君士坦丁堡不愿称马利亚为圣母，让区利罗找到机会攻击聂斯脱里。由于当时教徒已经习惯称马利亚为圣母，事件令君士坦丁堡的修士都很不满。聂斯脱里为此发言，他认为基督有神性和人性两种性质，马利亚只是耶稣肉身的母亲，而不是耶稣神性的母亲。这引来基督受难时有没有感受到痛苦的争论。区利罗认为神子的肉体是真实感受到痛苦的。而聂斯脱里称神子是不会感到痛苦的，即使他同时具有人性和神性。主教犹西比(Eusebius of Dorylaeum)指责聂斯脱里歪曲了经文，无异于认同耶稣只是神的养子。
而在亚历山大城里也展开了内斗，区利罗警告埃及的修士们不可投向聂斯脱里派的学说。该信件被聂斯脱里派的人截获并予以指责，双方信件上的吵闹越来越激烈。罗马皇帝狄奥多西二世在以弗所召集大公会议来解决争端。区利罗受到当地教士欢迎，在聂斯脱里来临之前先自开了第一次以弗所公会议，聂斯脱里大为震怒，不愿接受传召出席。结果会议将聂斯脱里定为异端，并将之逐出教。
其它聂斯脱里派教士终于来到以弗所，他们亦自行召集会议，指控区利罗为异端，被称他为“破坏教会的魔王”。狄奥多西二世下令拘捕区利罗，但被他逃脱。区利罗买通狄奥多西二世的臣子，并以达尔马提乌斯为首的暴民，围困皇宫并以言辞胁逼，罗马皇帝唯有认输，将聂斯脱里放逐，导致天主教和聂斯脱里派的分裂。聂斯脱里派迁移至叙利亚等中东地区，教义被东方亚述教会吸收，其分支景教后来亦传播到远方的中国。
但是他所带来的争议并没有完结，直到他死后，第二次 以弗所公会议(449年)直至第四次以弗所公会议(451年)尚未完全解决。而他带来的影响其实深深地影响了后来东西方教会的分裂，以及对耶稣神性人性问题的讨论。因此足见一个人物在正确的历史节点上，对于大的历史的趋势，依然是会产生很大影响的。
而我注意到在电影中，我有一个细节不太认同，就是在那位基督教徒领着达乌斯参观原始的教堂时让他通过分发面包来体验神迹。在我的了解中，原始的基督教组织更多的是类似于现今的东正教式的强调神秘的形式，因而对于一般教徒而言，对仪式的理解和熟悉是比属灵体验更高更重要的，至少说对于一般信徒，传教者首先是以对繁复的仪式的敬意而引其入教的。而影片中所展现的一开始便用这样一种方式即使在当时真的存在，也一定是非常稀少而异类的。而作为在亚历山大城中，区利罗的领导下，更应当是非常重视这样一种仪式性的，在这一点上导演对于早期基督教的把握有所偏差。
